轉貼一則2017-08-19的文章
陰謀論為何如此盛行 ——來自心理學的審視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進程中，陰謀論似乎也生生不息。回想1969年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這一歷史壯舉在一些陰謀論者看來不過是美國政府精心製造的一場“騙局”。再來追憶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意外車禍，這位集美貌、才華、地位於一身的王妃瞬間如巨星般隕落，其死訊隨即引來種種非議，很多人相信這絕不是一場簡單的車禍，而是出自英國政府的蓄意謀殺。
作為中國人，無論是透過歷史的聲音，還是對當下社會的觀察，我們都不難發現陰謀論在中國同樣層出不窮。那麼陰謀論為何如此盛行？它反映出了怎樣的人性特徵或心理需求？它的廣泛傳播又會帶來哪些影響？對此，心理學家們展開了大量的探索。
對於陰謀論與大五人格關係的探討，揭示出陰謀論與隨和性呈負相關、與開放性呈正相關。這反映出在生活中陰謀論者很難與他人創建和睦、相互協作的關係；同時又極易接受一些新奇的觀點。也有研究發現陰謀論者具有較高的偏執傾向，表現為會妄加猜測他人的行為意圖，認為他人對其有敵意，或存有欺騙、利用之心。這種過分的敵意歸因會使他們常常感受到周圍充滿了陰謀。
也有研究者試圖揭示陰謀論者的認知特徵。有研究者對近千名英國人的調查發現，那些更易接受陰謀論説法的人往往更傾向於使用直覺思維，而較缺乏理性思維；類似地，有研究向被試呈現了一起飛機墜毀事件的新聞報道及隨後的調查證據，結果發現在面臨大量有關事件的證據時，陰謀論者會更多基於自身的直覺經驗進行判斷，而不是憑藉縝密的邏輯推理及對證據的評估。除了直覺思維傾向外，陰謀論者還容易將他人偶然或無意的行為感知為別有用心之舉。如在研究中被呈現“一名男子放火燒了房子”的場景時，陰謀論者更傾向於將其想象為一場復仇行動。在生活中陰謀論者也傾向於將不大相關的事件關聯起來，這種“判斷相關”的慣性也會使得他們容易陷入陰謀論的漩渦。
在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發生後，陰謀論將不再僅是個體現象，而是會成為羣體的呼聲。有研究者評估了《紐約時報》的編輯在1897年至2010年的一百多年裏所收到的公開來信，發現在選舉、戰爭期間陰謀論格外猖獗。這時人們對陰謀論的篤信常常源自一種普遍的心理需求，即對秩序的需求。在面臨戰爭、恐怖襲擊、經濟危機等社會事件時，公眾的秩序感會驟然降低，為了補償秩序感的缺失，他們會積極尋求事件的真相，以將其納入可預測、可控制的範疇內。儘管陰謀論的説法不等同於真相，或者與真相背道而馳，卻為普通公眾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途徑，能夠滿足他們對秩序的渴望。
在網絡迅速發展的當今時代，陰謀論的影響不容小覷。例如，當曝光於大量的政治陰謀論之下，個體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會走向極端。在一項研究中，當被試通過閲讀材料瞭解到戴安娜王妃的死亡是英國政府暗中策劃的陰謀時，他們在未來一年的政治參與意願會降低，包括更少參與選取投票，減少向支持的政黨捐款等等。而與此政治淡漠相對的是高度的政治熱情。2011年佔領華爾街抗議運動便是公眾政治熱情的典型體現，而研究者認為這與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社會流傳的種種權錢交易的陰謀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除政治陰謀論外，在世界範圍內醫療陰謀論同樣相當普及，如傳聞美國中央情報局打着肝炎接種的幌子，用HIV病毒感染了大批非裔美國人；疫苗的接種會導致自病症等心理疾病。大量研究表明，這類陰謀論的盛行會減少人們注射疫苗、進行年度體檢等健康行為，也會使得一些攜帶HIV病毒的非裔美籍男子失去對醫療機構的信任繼而難以堅持治療。而自2012年美國參議員Inhofe所着《大騙局：全球變暖的陰謀如何威脅着你的未來》(The Great Hoax: How the Global Warming Conspiracy Threatens Your Future)一書問世之後，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陰謀論也被推到了風口浪尖，聲稱全球變暖只是科學家為騙取科研經費而故意捏造出來的。研究發現，這類陰謀論的散播會讓公眾對環境問題作出樂觀的判斷，因而環保行為也會有所降低。
總的來看，儘管心理學對於陰謀論的研究無法告訴我們某一具體陰謀論到底是荒誕無稽之談，還是真相（這本身並非心理學家關心之所在），但這些研究所揭示的可能助長陰謀論的心理因素，以及陰謀論的潛在危害，不僅能為降低公眾的陰謀心態帶來啟示，還能促進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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